返回民间的力量:强光的暴行——蒋志“光系列”叙事

导读:

蒋志的作品《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是他近年来创作的“光系列”摄影的一部分。2007年3月,重庆杨家坪一座小小的二层红砖楼因拒绝拆迁成为“史上最牛钉子户”,这一“拆迁事件”得到了非常广泛的民间支持和媒体关注。就在这座楼被拆除前的最后几天,蒋志远赴重庆架设灯光,把一束隐喻性很强的光束投射到这座被民众视为个人捍卫公民权利的象征建筑物上,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藉此给出了一个“光”的文化史的解读。

(文章转载自朱大可《强光的暴行——解读蒋志“光系列”叙事》,见朱大可著《孤独的大多数》2012年版第157-164页,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编辑整理)

蒋志《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摄影 2007年


光叙事简史


眼睛、世界和照亮世界的光,乃是影像诞生的三种根基。本体论意义上的光,也就是光与暗、光明与黑暗的二元论,渗透于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佛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教义之中,成为光明、温暖、真理、正义和爱的不朽象征。


光是一种正面的势力以及建构乌托邦的核心材料。《圣经•旧约》明确写道: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人类关于自我诞生前夜的简洁叙写。神把光带给大地,是基于一种大爱。光就此成为救世主的记号,用以抵抗世界的黑暗属性。后者属于魔鬼、苦难和创伤记忆。在《新约》里,上帝就是光本身,他是最高实体和神学本体论的第一本源。


光是精神修辞学的关键语词。但在远古时代和农业时代,光跟太阳与火结成了永久的联盟。太阳是白昼之光的起源,而火焰是黑夜之光的起源。这两种伟大的事物轮番发出光亮,照耀着我们的眼睛及其灵魂。


光的正面叙事,支配了人类轴心时代的视觉模式,它甚至不倦地流动在梵·高的眼里,把太阳、星辰、田野和尖顶教堂,都变成战栗上升的火焰。农业时代最后的火焰歌手,被金黄色的光及其反射物所纠缠。但那不是画家对光的幻象,而是光在人类视网膜上的一次狂乱的燃烧。


农业时代的光叙事被本雅明所改写。这是关于煤气灯的诗意讲述。本雅明提醒我们留神巴黎黑夜街道的昏暗模式。由煤气灯所塑造的景观,是整个欧洲的黑夜品格。城市被遮蔽起来,因朦胧的光照而日趋暧昧。跟以往任何年代相比,巴黎之夜更狂热地散发出情欲的热力。尽管欧洲城市今天已被新光源所照亮,但它还在延续着本雅明时代的浪漫气味。


光母题在中国古典绘画中是严重缺位的。乡村文人画只关注永恒的白昼,而对太阳和火焰表现出罕见的冷漠。这不仅是因为水墨技法在光叙事方面的无能,而且还基于一种阴性的道家哲学。这种哲学鄙视阳性的光热,转而推崇柔弱昏暗的事物。在老子的《道德经》里,只有一种语句指涉了光的存在(“和其光”),它旨在教导人们去调和并削弱光的功能。老子是“玄”(黑夜、黑色和黑暗)及其“恍惚”和“混沌”的守望者。这种“前光照时代”的保守立场,顽强地支撑着本土画家的古老信念。


20世纪晚期的现代化浪潮,彻底改变了这种古老的中国传统。跟西方的晚期资本主义密切呼应,转型中国正在忙于构筑“盛世”和“二十一世纪最强大国家”的政治神话。激越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民粹主义,组成了三位一体的意识形态,向世界喊出震耳欲聋的声音。2008年度,大数量的互联网帖子,跟遍及各地的接力行动遥相呼应,展开狂热的奥运火炬传递。火焰成为最令人迷狂的政治象征。全世界都在目瞪口呆地观看。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关于“体制性强光”的一次激动人心的叙写。


在大多数情形下,那些古典和现代的绘画艺术,既省略了光叙事,也放弃了对光的历史反思。蔡国强操纵的光爆艺术,就是典型的“国家之光”,它所拥有的颂扬性语法,可以被所有国家主义庆典征用,成为点缀盛世的明艳花边。只有少数人洞悉了光的更复杂的本性。蒋志的光线叙事就是这方面的例证。在中国本土的文化语境里,蒋志居然如此质疑说,光“已经足够强大,完全可以模拟一次暴行”。他甚至发出了下列追问:“那突然降临的东西真的是幸福吗?还是经过伪装的灾难?”这是关于光与暴力的逻辑关系的深刻陈述,或者说,这是一种反转的知识,完全违背圣经的语义,企图揭示被圣经省略的事实。光与暴力之间的这种反常关系,构成了蒋志作品的起点。


彩虹叙事

蒋志《不在服务区的彩虹 No.2》摄影 2008


在蒋志观念摄影的逻辑序列中,火焰以焰火的样式现身了。这是农业文明体系的最高火焰形态。它由一些化学配方组成,能够按人自身的愿望展现或升现在天空,幻化出明亮瑰丽的花朵。在冬季的雪地上,这种火焰无法用于取暖,却足以为弱小的生命下一次定义,勾勒出幸福的瞬时轮廓。这是一种类似于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叙事,它反讽性地抵近了实存的真相。在玩偶们蜷缩和倒伏的寒冷地点,焰火被延时曝光拉出无数条光的细线,并在风力作用下发生弧状弯曲,织出某种华丽柔软的言辞。


雪地焰火在所有火焰中最为脆弱,它不仅在时间上转瞬即逝,而且不产生任何热力的空间辐射,无法为贫寒者提供必要的能源。它的唯一价值在于出示了某种可笑的希望。而这就是中国版的“安徒生效应”,它是蒋志“光系列”的批判性起点,它闪现在无名的雪地,也就是闪现在一个完全虚构的现场,与黑砖窑式的严酷现实构成严密的逻辑呼应。


跟焰火相比,彩虹似乎在蒋志光谱里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它是光线本身,更是光照的后果,也即一种发生在暴雨后的修辞性图式。正如《旧约》所说,它要表达大地与天空的和解,却总被民众视为一种来自天空(神)的承诺,而且还要进一步扩展为乌托邦的华丽标志。彩虹的这种语义错乱,为意识形态的神话叙事开辟了宽阔的道路。


蒋志《尘世彩虹》录像装置 2007年


蒋志的“过去式彩虹”现身于那些黑白色的《老照片系列》之间,同时展示在2008年的录像装置作品《尘世彩虹》的里。在那些表达效忠立场的“文革”集体照上,有一些弧状的彩色诠释线,它们看起来像是某种天然彩虹,跟黑白的历史(现实)发生严重错位,暗示出1960—1970年代中国民众的精神特征。他们置身于黑白二维的单调世界,衣着质朴,表情纯真,眼里满含希望,憧憬着空洞无物的天空。蒋志所添加的彩虹,恰好填补了被摄者的视线空白。他们是乌托邦彩虹的幸福囚犯,被天空上的神话所俘获,成为政治修辞术的年轻信徒。尽管神话和彩虹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民众没有因而变得机智起来。他们注定还要继续被其他彩虹、火焰和强光所劫持。在我看来,蒋志并未蓄意制造新的乌托邦,他只是完成了一次对极权主义的观念还原而已。


蒋志的“现在式彩虹”,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素材。它们跨越于大都市上空,构成资本主义物欲和情欲的双重隐喻。这是消费时代所制造的幻象,叠加于盛世国家的蓝图之上。那些现代化街区和高楼大规模生长,成为都市的视觉主体,而彩虹则是一种政治家族的纹章,穹顶般加盖在都市上空,描述这种新生活的轮廓。跟“过去式彩虹”有所不同,“现在式彩虹”由都市霓虹灯(另一种电子彩虹)的碎片混合而成,它们是彩虹的2次方,双倍地诠释着消费主义的奢靡信念。器物文明如此现实地环绕我们,看起来比迷幻的毛泽东时代更为真切,因为它几乎就是一个唾手可及的事实。


蒋志的“天安门彩虹”,是宫式建筑天安门和二十一世纪人民的超时空组合。在那幅名为《彩虹3号》的作品里,彩虹变得如此完美,从两侧的宫式路灯上端发出,越过尖耸的旗杆,以优雅对称的半球式弧线,无懈可击地笼盖在城楼正上方,犹如一道神的封印,宣喻着它的伟大、光明和正确。而人民则在下方仰望、欢呼、拍照和窃窃私语。


天安门的视觉叙事,已经越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游行,经过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大规模检阅,八十年代的政治反思,到二十一世纪的观念摄影艺术,这条叙事链还将不断延伸下去。岁月无法削弱诠释者对这座建筑物的酷爱,恰恰相反,基于体制的自我延续,新的叙写还将层出不穷。


强光叙事

蒋志《要有光》系列 影像 2006年


与天安门彩虹叙事密切呼应,蒋志还向我们转述了新的“都市之光”。上海外滩的泛光照明,制造出都市的资本主义幻象,而蒋志的光线叙事,则从彩虹转向了夜间照明。2007年8月8日,上百名歌手共同演唱主题歌《我们准备好了》,而与此同时,就在天安门城楼的背后,涌现了巨大的辐射光线,其情形俨然是红太阳的冉冉升起。据新闻报道称,整场光线叙事,耗电量高达4350千瓦,足以为一座二十万人口的小型城市提供全年照明。


作为公共演出的《北京奥运会倒计时一周年》向我们证实,国家主义确实已经为此“准备好了”伟大的光线,它们放肆地照射都市的面孔,指望把后者变成迷人的世界橱窗。天安门背后的扇形光柱,是一种典型的太阳叙事,即把太阳的轮式辐射,径直接驳到天安门城楼。


强光所热烈渲染的不仅是庞大建筑,而且也包括那些地位微渺的个体生命。他们注定要被迫接纳强光的福音,并对这种福音作出必要的回应。在蒋志的录像作品《要有光》中,被强硬的光束击中之后,人产生了各种难以名状的情绪反应,其间包含着拒绝、恐惧、麻木和喜悦等等。尽管如此,那些多元形态的表情却散发出了幻灭的气息。面孔在强光下发生熔解,表情变得模糊不清,许多细节开始丧失,为观看者留下猜想的空间。


蒋志的影像还表明,个人被强光照射之后,会出现悬空和腾飞的效应,仿佛被大口径子弹打中,不仅脸部发生镕蚀,有时整个头颅都消解殆尽。只有身躯保持了明晰的细节——它们站立或飞跃,维系着人的美妙姿态。而这正是身体狂欢的特征,也是关与强光暴行的隐喻(2007年摄影作品《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得不可思议》)。


在这集权主义时代,强光的暴力哲学已经彻底显露:它一方面要对身体进行重塑,一方面要消除头脑的存在。这正是中国现状的多层寓言。按照蒋志的叙述意图,它首先熔解了表情和面孔,进而熔解了头颅。前者是我们辨认不同个体的记号,而后者才是判定个体存在的真正依据。


强光对个体和个性的镕蚀性,正是集权主义体制的光学寓言,精确描述了强光暴力下人的无力性。领受最炽热的光线,就是人要面对的最严重的思想酷刑。强光如此明亮,以至于不仅会导致失明,还会烧化人的独立意志和整个灵魂。强光是反面乌托邦的物理象征,太阳与人的形而上关系,大致就是如此。


黑暗叙事

蒋志《事情一旦发生就变得简单》系列之一 彩色照片 2006年


我们此前已经追溯了神圣光线的终极起源。它来自最古老的宗教,而最后却演化为极权和专制的强悍武器。它逼迫人民去观看被指定的事物,同时也制止他们看其他更接近真相的事物。与此同时,光的照射对象也是极其有限的,它只拣选那些需要被照亮的事物,而将更多的事物藏匿于黑暗之中。这就是光线修辞的原理,也是泛光照明的本性。光不仅被用来转移视线,还要蓄意掩盖光界以外的事物。那些盛行于中国都市的泛光照明,在自我炫耀的同时,掩藏起了所有丑陋、陈旧和贫困的事物。光是黑暗的最阴险的同谋。


毫无疑问,在光线里最易于自我显露的是灰尘。那些轻微的尘土漂浮于光线里,构筑着奇妙的不确定影像。尘土是最卑贱的事物,却领受着伟大的照耀。最高贵的光线和最卑贱的尘土,就此结成了话语的同盟。这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物理景象。中国当下的文化现实可以证实,强光总是率先照亮那些被媒体激起的文化浮尘,向毫无价值的事物致敬。这是光与尘之间的最无耻的对白,它们联手推翻了轴心时代的核心价值。


但在另一些场合,强光的暴力哲学也露出了自身的精神分裂。它一方面是制造暴力的工具,一方面是揭发暴力的工具,这完全取决于强光的照射权力被谁掌握。政治家可以借此制造暴政,而艺术家也能制造出精神的叛乱。蒋志本人撰写的日志表明,拍摄行为本身就是一次严重的文化挑衅。艺术家利用黑暗和警卫的疏忽,踩点(勘查)、设计、布置、等待、作业和最后撤离,完成了观念摄影的全部过程,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场老鼠与猫的视觉游戏。而正是基于这种抵抗性影像的诞生,中国维权运动获得了一份新的视觉文本。


蒋志的《事情一旦发生就会变成钉子》,是其“光”系列作品之一。作为一次特别的强光行动,它不是暴力的自我重复,而是针对抗暴行为的一次光式赞美,当然,它也是一次针对黑暗和选择性失明的短暂照亮。2007年3月,也即《物权法》被人大通过的时刻,重庆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牛钉子户”,那对夫妇面对政府拆迁的顽强抗争,引发了全中国民众的热烈关注。就在该建筑物将被拆除的前夜,蒋志奔赴现场,架设大功率灯具,把一束宣叙性的强光,投射到那座陷于深坑的两层红砖小楼,由此完成了荒诞而诡异的艺术照耀。


这无疑是一次值得反复解读的照亮。它已经超越了观念摄影本身的边际。这种光线和黑暗的博弈故事,是艺术家干预黑暗现实的光学实验,并注定要被社会学家阐述为一次对公民维权的颂扬。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黑暗是永恒的,强光对人的熔解也是永恒的。艺术家所能做的,只是在黑暗的中心寻找光的碎片,并对此展开有限的诠释。而与言说和书写不同,影像是最直接的照耀。越过视觉的门槛,它正在喊出黑暗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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