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民间的力量:不拜神佛的四月影会

导读:

回顾中国近三十年的现当代艺术,民间已有自己简短而重要的历史。此期“民间的力量”微信文章尝试考察中国当代艺术的“民间”身份、它的艺术立场和创作视角。“民间”,意味着艺术家成为官方艺术之外的“在野”艺术的代表,但他们又有别于艺术大众化的诉求和作为“素人”的民间艺人。他们时刻保持着艺术的精英立场,挪用或套用民间资源作为其创作的元素和符号。“民间”的取态还意味着一种探询和揭示底层的人文视角。

四月影会是1979年由北京一些爱好摄影的年轻人成立的一个民间摄影团体,主要成员包括王志平、金伯宏、王立平、罗晓韵、王苗、李晓斌、李英杰、吕小中、许涿等人。1979年的4月7日,四月影会以完全民间的方式筹办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非官方的摄影展览“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展出二百余件摄影作品,20余天里共有7万人参观,引起社会的的巨大反响。四月影会及其首展被视为中国当代摄影开始的标志。此后四月影会再于1980年、1981年的4月,分别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和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三回展览。之后自行解散。

(此篇文章转载自《北京青年报》2011年2月26日第C1版,讲述人:王志平,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编辑整理)



《只有思想在流动》,凌飞摄影,参加四月影会1980年第二届“自然·社会·人”影展。


我们不满的是当年摄影界的图解、说教、粉饰、虚假、平庸和因袭的现状

“四月影会”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第一个成气候的民间艺术团体。说起当年,王志平愿意用 “应运而生”和“矫枉过正”两个词语概括。他说,到了那个时候了,他们不出来也会有人出来。几个月后,西安的四方影会、南方的人人影会等等都接着就出来了,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个阶段。

王志平已经记不清楚最初是谁提名叫“四月影会” 的了,是他自己?是王立平?不过他记得很清楚的是:好几人提名说叫“四五影会”,他坚决不同意。“我说,这一回咱们光玩艺术行不行?别老拉扯上别的。”

几十年后,王志平还记得当时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也拍下很多很好的天安门广场上的照片的李晓斌和他初次见面交谈时,那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的动情。那时候,反映四五运动的《人民的悼念》那本画册已经出版了,那批摄影者像吴鹏、王志平、李晓斌等等都因为编这本书相识, “当时我就想,能不能再玩儿点别的?”王志平的想法得到了这些朋友的响应,成立了影会,还想“咱们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展览,我们能做这个也能做那个,我们搞艺术吧!”

在当年被视为“四五英雄”接受采访的时候,王志平就强调自己不是斗士,“当时与我有同样情怀的年轻人何止万千。我与他们不同的仅仅是我手里刚巧有了自己的第一台且相当不错的相机再加上一点艺术灵感,也许还该再加上一点天真迟钝。”

他当时在西四上班,在北京市电子技术服务部管仓库,每天跟二极管三极管打交道。”当时我那台尼康相机就很稀罕了,这台相机只有一个固定镜头,50的定焦头,是比较低级的尼康,但当时在国内算好的了,好多人专门找我就为看看这个相机什么样。以前经过照相机商城,我就老看那台海鸥DF单反相机,标头还不带测光表,卖460元,每回我都看半天,看得过瘾但是买不起。1975年的时候,我的同学王南茜去香港探亲,我托她给我带一台相机,她回来没跟我要钱,说我那么喜欢摄影就送给我了,我特别感谢她。我用这台相机拍的第一批照片就是悼念周总理的那些,从1月到4月,记不清我拍了几十还是几百个胶卷。

“其实到后来编《人民的悼念》那本书,北京出版社找了我们好几个人,吴鹏、高强、李晓斌等等作为特邀编辑编这本书,开始让我当组长。说老实话,后来这本书主要都是吴鹏他们在那儿撑着编的,我就没干什么事,可是书出来还是把我列在了作者署名的第一个,因为选用我的片子最多。从这就认识了喜欢拍照片、不被视为当时主流的一拨人。作为一伙自视甚高的业余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我们不满的是当年摄影界的图解、说教、粉饰、虚假、平庸和因袭的现状。我说咱们自己办回展览,自己找场子,没钱大家凑。”

“四月影会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事物,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组织。当时除了这批人,参加的还有‘星期五沙龙’的一批人,北影、新影、科影的演艺界子弟,池小宁他们,指导老师是狄源沧。还有一些人就是散兵游勇了,如金伯宏等人,都因为喜爱摄影聚到了一起。”
“当时为了能顺利地展出,也都找一些人看了这些照片,他们是胡耀邦、邓力群、王任重、何康、周巍峙、冯牧、冯亦代、刘迅、黄永玉……他们的意见我们都很尊重,还撤了几张照片。”

“我们不是想在政治上特别强硬那种。当时没说,但我心里想,这个展览一定不能办成人人叫好的展览,一定有人觉得刺眼,摸起来硌手。选什么片子没标准也有标准——我就想矫枉过正,因为当时都是新华社那种重大的新闻照片,我想来一个反其道为之:不要一个名人,不要一个大事件,不要重大题材。当时有一张拍画家石鲁的片子,我曾犹豫了半天(最后妥协了),不是说这张照片不好或者拍摄者不好,不为别的,就是这个影展上我不要一个名人,画家石鲁不管怎么说算一个名人。我就是要自然的韵律,社会的真实,人的情趣。现在说,纪实摄影在摄影中的确是主流,可我当时就是想反这个主流,而且一定需要矫枉过正。”
“结果第一回影展出来,就是一些小花小草,却非常轰动,好多人就是没想到照片还可以这么拍。比如我随便拍的我们家屋子,比如我去北戴河玩,住在老渔民打鱼的棚子里,早上起来他蹲在海边抽烟,我就拍了那么一张,因为第一回展览的画册用了这张当封面,人们就说是我的代表作。”

“当时我玩了很多形式上的东西,比如在黄永玉家拍了两只大白猫,嘴对嘴好像在亲吻的样子,又拍了一张黑猫,制作时叠加上去放在了中间,底下写了一句话:父母在贪欢时不经意地把我们带到了人世。开个玩笑,纯是玩儿个形式。再比如我拍砖头垛上的积雪,圆圆得像个帽子,底下写:卫士。玩这种小趣味。”

“我拿个三脚架去拍圆明园废墟,买了一套滤色片,闪光灯是单独的,我就架在一个地儿,加红色滤光片啪闪一下,挪一个地儿,再换个黄的,换个蓝的。”

“当时我们觉得,摄影除负责新闻纪实之外还应该有艺术的功能,这个功能被忽略了,所以我们有责任伸张这个东西,来提出摄影的艺术功能。从我个人思想来说,我觉得应该强调摄影的艺术性,所以我们举办了‘四月影会’第一回影展,我并不是说摄影只能够像第一回影展那样,因为它有很多特点。当时缺乏的是人民个人生活周围的个人思想上最深处东西的抒发,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展览。”

“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创作欲压抑了太久,一下子给豁开了个口子,就迸发出来。其实这东西我也知道玩儿不长,到第三届,我们就老老实实画个句号,结束了。”



1980年3月,“四月影会”选片。李英杰拍摄


东四三条三十五号:叠罗汉式的组稿

参加过四月影会展览的,差不多都去过东四三条三十五号院的那间小西屋,而且多年以后还对那里印象深刻。那是影展收稿、议事的地方,也是那时王志平的家。

三十五号院是个四进的北京大四合院,王志平住在那里的时候,这个院子和当年北京的很多大四合院一样,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八十几家人,公用的自来水龙头在天井院子里。王志平住着西耳房中的一间12平方米的屋子,他记得很清楚,每月房租为1.9元人民币。“我的房门隔着一条窄小过道正对着公共女厕所的门,院子里上厕所的大妈大婶大姐小妹们都必须从我的门口经过,所以我的门上总垂着一扇厚布帘子。”那时王志平一个人住在这里,过的是标准单身汉的简单生活:每天早出晚归,从不在家里做饭吃饭:不吃早饭,中饭在单位食堂吃,晚饭则在小饭馆或不定哪个朋友家吃——“下午下班时出门看风向,刮东风就往西骑车,刮西风则往东骑。我屋子里没有炊具餐具茶具。虽有太多的瓷器,但没一件能用,全是为了摆架子上挂墙上看的。我哪里有本事和工夫伺候蜂窝煤炉子。所以冬天屋内‘非一日之寒’,我经常不脱毛衣,戴着棉帽子睡觉。早晨心一横钻出被窝,脸盆里剩水结冰了,牙膏冻住了挤不出来……”

他对于当年的细节记得很清楚:“收稿的日子多是在春寒料峭的二月、三月。每星期二的晚上,一张张熟面孔、生面孔就络绎不绝地汇聚到这间西耳房。屋里经常满满腾腾地挤塞着二三十个人或更多的人,大家穿着大衣、搓着手、跺着脚,各自捉对儿交谈着与影展有关无关的各类话题。带来的照片摊在床上,我则坐在床边埋头看照片,节奏很快地与一个接一个的朋友谈有关展览展件的正事,每当感觉到有人敲门时就头也不抬地大喊一声:‘请进!对不起,屋里人太多,请自己先找地方站。’

王志平还记得有一次的对话是这样的,这边他叨咕:“咦,吴鹏说他今晚来一块商量点事,怎么还没到?”人堆里传来:“我早到了,只是挤到现在还没有挤到你跟前!”

王志平说:“当时真是忙得我没工夫上班,没工夫吃饭,没工夫生病,没工夫过日子了,每天就忙这个展览。现在他们好多人跟我说,你应该算中国摄影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策展人。”

王文澜是第二届展览时加入的,他对于东四三条这间小屋的深刻印象是“叠罗汉式的组稿”,说能看到王志平上面压了三、四层的人头。王苗也曾回忆说,当时没有评委,谁有照片就拿到小屋,围在一起的人七嘴八舌:这片子行,拿去自己做去吧!

筛选出来的照片,王志平还要再挑选一下。进一步的,还越俎代庖进行加工,加题目或者改题目,能配诗文的配诗文。“我想让展览的每一张照片,每一个标题,每一句诗文,每一个字,都带有强烈的四月影会的味儿。这事我认为有时间,有力量,更有必要去做;而没有时间,没有力量,也没有必要去一一征求照片原作者的同意。这个活儿,一开始是我自己做,以后发现青年出版社的文学编辑赵介轩比我更胜任。后来她又引荐了福州军区诗人叶文福。
“现在很难想像会有人不署名,不拿钱,去为别人的作品呕心沥血地润色;也很难想像没经过作者的同意就由着性子在别人的作品上涂抹增删。也许,这就叫四月影会吧。”

谁来写展览的前言呢?“一般写前言请的人,要不就是政要,要不就是什么大师名流。但是放到四月影会上似乎都不合适,甚至滑稽,这还叫不叫不拜神佛的四月影会了?当时我说摄影界没有大师,咱们就是大师——我不是不尊重摄影界那些老人,他们是挺棒的,可我觉得他们的摄影和我们体会的摄影,还不是一回事儿。”

“在中山公园兰室,那回真是急得我不行,抓了张大纸就在那儿现写,然后就钉在那儿了。”结果,四月影会连续三年展览的前言,都是以“王志平”三字署名,用的都是他独特的 “扭扭歪歪” 不见帖谱的字体。“我倒觉得这无名之辈‘王志平’的落款和那字体,主要不是属于我的,它们本身就是四月影会的风格和组成部分,是草根的四月影会不同于以往官办展览或其它展览的重要标志之一。”

1979年4月,四月影会首展“自然·社会·人——艺术摄影展第一回”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开幕
中山公园兰室:把平时熟视无睹的生活和细节呈现出来

“展览的题目赵介轩提出叫‘自然·社会·人’,我马上拍板同意。我想到了我在初中时常放在床头的苏俄作家爱伦堡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我很喜爱这套书,也很喜爱这个书名的节奏感。”

“摄影艺术的美,存在于自然的韵律之中,存在于社会的真实之中,存在于人的情趣之中。而往往并不一定存在于重大题材或长官意识里。摄影,作为一种艺术,有它本身特有的语言。是时候了,正像应该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一样,也应该用艺术语言来研究艺术。”这就是王志平一挥而就写成的前言里的话,也是他对展览题目的理解和诠释。

“找场地的时候,别的都好商量,艺术上的事我们自己负责,你们不用审查照片。”这些年少轻狂的青年人,当年自诩“谁能比我们更懂我们的照片?”找来找去,最终找到了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将平时养花的兰室出租给我们,场租500元(或是800元,我记不确切了)。影展门票三分钱一张,由公园派人来兰室门口卖(他们便于控制),门票收入的一半再归公园,我们得到剩下的一半。照这样算,如果平均每天卖不出1000张门票,我们的门票收入就不够交场租,看来我们是稳赔不赚。”

1979年4月7日,四月影会第一回《自然·社会·人》影展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开幕。这一天,王志平唯一的妹妹结婚,他这个当大哥的竟忙得没顾得上参加他们的婚礼,而是他们赶到兰室前拍了个新婚照。

其后的20多天,说兰室“人山人海”毫不夸张,“记得有一天在兰室外的草地上,我大学的同学张亚利过来跟我说:‘我可是买了五张票来看你们的展览的。里面人挤不动,兰室里汗味熏人,看一会就得出来透透气,然后再花一张票憋一口气进去。你们真缺德,就不能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吗?!’

《冷与热》,王苗摄影,参加四月影会1979年第一届“自然·社会·人”影展

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居然没有赔钱!

出现在照片里的是谈恋爱的年轻人、动物园的猴子、停在湖面上的两只小船或一池残荷……这些平常的生活细节却在30年前引起巨大震动。很多人还拿着小本子,抄照片的配诗。多年后王文澜曾回忆当时看这次影展的感受:它把平时熟视无睹的生活和细节呈现出来,给我强烈震撼。我发现,拿起相机不再是一种宣传和仪式,家里的妻子孩子、随便一个犄角旮旯,随时随地都可以拍。

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约会》,拍的是停在湖面上的两只小船船头碰在一起,成了“资本主义的船和社会主义的船碰在一起”;《斤斤计较》,拍海口自由市场卖鱼的老妇,被认为“拍摄社会阴暗面”;《三角几何》,众多游船停靠在一起,三条船上分别躺着两男一女,被说成“寓意三角恋爱”。当时新华社一篇内参批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正在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难道摄影艺术的美只存在于儿童、老人和正在谈情说爱的青年男女之中吗?”

王志平说,其实写内参的是一个不错的老同志,挺正直的,但是他不习惯这种东西,觉得是一个味儿不正的展览。之后《人民日报》派一位王姓的主任来看到底怎样,他看了之后觉得没什么了不起的,虽然没有重大题材,但也没有什么出格的,都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他的这个意见也反映了上去。“最有意思的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始终没有表态,争议一直是在摄影圈之外。”



《1968》(四联摄影 部分)张艺谋摄影,参加四月影会1981年第三届“自然·社会·人”影展
张艺谋来信:不分新旧近疏,一律以挚友相待

关于第二次、第三次展览,王志平还有两个鲜活记忆。

1980年春天,大家正在北海公园画舫斋手忙脚乱地布置第二回展,走过来一个爽净帅气的现役军人,跟他自己形成鲜明对照——“那些日子里不用说洗澡,我一定有好几天没有好好洗脸了,反正我也从不照镜子,不知头发胡子猖狂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他听来人说,“请看看这些照片,我很想参加你们的展览。”接过夹子之前,他在衣服后襟上狠命地蹭了蹭手,然后才小心翼翼地翻开了,“这些黑白照片洗得像他本人一般干净帅气,我选了几张,说:‘真帅。快,自己找框子,找地方挂吧。’” 来人是王文澜。

第三次展览时,他的画家朋友广军带着弟子和女朋友瑞典女郎章凯莲到中国美术馆来看影展,“章凯莲兴奋雀跃,两眼放光,找到我用汉语结结巴巴地问能不能购买作品。我当时并不认为照片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觉得她的要求很奇怪,回答说不卖,但我可以挑选照片送给她。”

王志平在展厅里巡视甄选了一下,相中了张艺谋的作品:象征意味很强的黑白人像《难忘的年代》。张艺谋当时还在电影学院上学,他就写信和张艺谋说了这个事,张艺谋很快送来了一套复制的他的参展作品,并附了一封信,写在有北京电影学院抬头的信笺上,原文如下:

志平兄:


来信收到了,感谢你的夸奖。我目前手里就这一套小样,就送你吧,只是没有更好的,实在抱歉。这次参加影展,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尤其得知你为了使这套作品过关,费了不少力气,心中甚为不安。初次交往,深感兄为人慷慨大度,不分新旧近疏,一律以挚友相待,感激之情,只有心领了。“四月”的旗帜下,兄为第一人,绝非偶然。关于送作品至海外一事,我不十分了解情况,一切全拜托了。

敬礼!张艺谋4.25

其实信里“费了不少力气”那一句王志平也不知从何谈起,在他记忆里,选片时张艺谋的这组照片正是他所喜欢的讲求形式感的那类照片,很漂亮,通过的很顺利。他估计,是张艺谋弄错了,没准儿和别的什么事情搞混了。

“一共三回展览,第一次规模最小,但影响是最大的,后两次规模越来越大,但影响反而越来越小。第三回已经办到了中国美术馆,国家殿堂,整整一层楼,几百位作者。”

“后来我有些灰心了,觉得都成了名了,成了家了,再做什么事,不再像三年前大家是哥儿们,一个个肝胆相照那样。那时我也想出国了。”

“关于四月影会的终结,有各种说法,我的比较中性。现在看,分歧主要在于摄影门派或者说手法上的区别,就是艺术摄影和新闻纪实摄影的争论,这个论题直到今天还在探讨中。”
“我认为当年的‘四月影会’,它催生了中国现代摄影艺术。它像个破冰船,在它之后,迎来了春天,就是百舸争流、千帆竞发了。这个小破冰船摆在现在来看,可能觉得吨位、体重、功能都和这些万吨巨轮什么的差得很远,比什么都比不过去了。只能放在历史里看它,但是不管你怎么评价它,‘四月影会’为以后中国摄影艺术的开放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先锋作用,已经成为中国摄影史上绕不过去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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