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民间的力量:艳俗艺术——谁还记得,那艳而不俗的初衷?

导读:

红得发紫的色彩、极尽妍媸的人物,满是鸡鸭鱼肉的筵席,仿佛无一不在诉说着生活的美满与幸福。试想一下,相比精致却缺乏幸福感的当下生活,除了没有脱俗、高雅的感觉,画中荒率、俗套的“现实”连同那份稚拙、老旧的情味,是否也是一段暖人的记忆?

(以下内容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编写,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



俸正杰《中国面孔》


九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满民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消费文化深刻改写了人们的生活旨趣。“艳俗艺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流行。可以说,“艳俗”二字形象地概括了这段艺术时期的大体风貌,也称得上从艺术史的角度为这一时期找到了某种逻辑关联。不过,在“艳俗艺术”声名鹊起之前还有一段插曲。


刘力国《满汉全席》


我们知道,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与“文化政治”血脉相连,这种运思直至今日仍然散发着余热。“八九”以后,艺术界对宏大叙事、政治隐喻的兴趣陡然消退,这对那些仍在江湖的艺术家来说,无异于一场美梦的终结。作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批评家黄专回忆道:“九十年代以后,整个世界突然就变了......变成了一个消费时代;当年的艺术家也都风消云散......八十年代的现代艺术几乎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的确,物质丰沛、精神开释、家国富强成了走进新时代的关键字,但此前的现代艺术是否就此绝迹,再无声息了?


有感于时代的变化,圆明园画家村的几位年轻艺术家开始探索新的艺术样式。当时,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影响仍旧很大。“94年的时候,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不知道怎么画画了......当时想的是我们的艺术是应该完全和他们不一样,还是延续他们的艺术方式”,身为最早的那批“艳俗艺术家”,刘铮坦言,“他们(玩世艺术)有点太无聊,到了一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地步......我们应该有积极的东西,但又觉得不太可靠......因为这种积极是做出来的”。应该说,这样的困惑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好在多番探讨之后,总算明确了大致方向。于是,“庸俗艺术”(杨卫)、“民族喜剧风格主义”(徐一晖)成了艺术家们原初的“旗帜”。


杨卫《中国人民很行》


事实上,正如杨卫所说,“艳俗艺术”是栗宪庭后来的总结,“他关注的是政治,是毛的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民间化’,艺术家要深入生活,去农村的广阔天空历练,多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等等”。相比之下,作为“始作俑者”的杨卫对农耕文化与乡村基础更为在意,而不是要跟“政治波普”及“玩世艺术”一样纳入“反体制”的“文脉”里。关于“改旗易帜”的后续影响,杨卫事后也作出了回应,虽然自己和栗宪庭在“艺术家应该关注时代命运”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但他认为,“把反体制作为艺术创作的价值归属,只会削弱艺术的独立性,使其只能依附于体制而生存”。


1996年4月,名为“艳装生活”的展览在天安门边上的云峰画廊开幕,身为策划人兼艺术家的杨卫请来栗宪庭来做“镇场”嘉宾。同年,徐一晖、王劲松等人的“大众样板”展、俸正杰个展及其他大小展览也次第开办。自此,“艳俗之风”开始在艺术界流行,而“艳装生活”也成为“艳俗艺术”的第一站被载入史册。


然而,对于“艳俗艺术”的强烈质疑也随之而来。“俗不可耐”、“庸俗不堪”成了这股艺术风潮最常见的“标签”。面对口诛笔伐,艺术家也逐渐开始徘徊。尽管他们明了“大土即洋”的道理,或旨在透过“艳俗”的视觉符号达到消解精英叙事的理论目标,但其产生的后果确实难逃刻意为之的嫌疑。况且,“艳俗艺术”还不似“政治波普”、“玩世艺术”,后者皆有政治这一明确的对象,反观“艳俗”的标靶何在?是揶揄日渐小康的生活,是反讽所谓的消费文化,还是展现一种“依疯装邪”的生命“丑学”?


王庆松《老栗夜宴图》


时过境迁,当我们身处又一个转型语境回看“艳俗艺术”时,它对当下的艺术道路又有怎样的启示?或者说,谁还记得那艳而不俗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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