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民间的力量:伤痕美术——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导语:

改革开放的30年是民间力量逐步释放的30年,正是民间力量的唤醒和激情的迸发推进了社会的变迁转型,创造了巨额的财富,丰富了社会文化生活。为纪念民间力量的生生不息,记载绚烂多姿的民间生活,书写形形色色的民间团体和人物,中国民生银行和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特举办“民间的力量”展。2014年10月10日,“民间的力量”展作品征集已经启动,我们热切期待优秀作品的到来,而且多多益善。与此同时,我们也愿意与大家一起追忆,一起纪念,一起思考过去30年关于“民间的力量”的点点滴滴。

(以下内容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编写,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


连环画《伤痕》


1978年的8月,上海《文汇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当时年仅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文中描写了一个叫王晓华的女青年,在“文革”中与被打成“反革命”的母亲决裂,并离家出走。八年后重病中的母亲获得平反,渴望见女儿最后一面。而当在农村插队的王晓华赶回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小说揭开了那个时代人民大众心中隐秘的痛。


连环画《伤痕》


当时的文坛刚刚苏醒,作家们还心有余悸,而《伤痕》率先冲破禁区,摒弃了“四人帮”宣扬的“高、大、全”、“红、光、亮”那一套空泛的创作风气,大胆描写人性和真实,受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这篇7000字的学生作品被视为“伤痕文学”的发端。同年,《连环画报》邀请刘宇廉和陈宜明、李斌一起创作同名连环画《伤痕》,在1979年刊出后也获得了广泛好评。


连环画《枫》


紧接着在那年的第8期《连环画报》上,刊登了陈宜廉、刘宇廉和李斌三人再次合作的连环画《枫》。它同样是根据伤痕文学作品《枫》改编而来,描述了一幅幅“文革”武斗的历史场景:1967年,一对曾经是恋人的青年学生卢丹枫和李红钢分别参加了井冈山和造总兵团两个相互敌对的群众组织。真枪实弹的武斗里,两人在战场上重遇,卢丹枫面对“敌人”,“至死不做叛徒”,高喊着口号跳楼身亡,李红钢则被后来掌权的井冈山派诬判为枪逼卢丹枫跳楼的凶手而处以死刑。《枫》以连环画的方式再现了那个时代的人间悲剧。它的三位作者都曾是当年的红卫兵,所描绘的一切细节都来自真实生活。再加上他们扎实的绘画功底,使得作品中的血腥武斗、藤帽、钢盔、冲锋枪,都具有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枫》得到了全社会的巨大反响,当年就加印了十万份。它也被大家认为是“伤痕美术”的开始。


罗中立《父亲》


1978年,是罗中立在四川美术学院学习的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深深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在罗中立的心中,正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他们是这个民族真正的脊梁。这也给后来罗中立的艺术创作埋下了民间的种子。


1981年12月,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参展作品全部到达北京中国美术馆。在所有作品中,罗中立的《父亲》最为显眼——那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全画尺寸为216乘152厘米,罗使用超级写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一位“父亲”。看着眼前满是皱纹的苍老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打动了。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父亲》也一举夺得了展览金奖。艺术家对人民全部的爱与体恤都凝聚在《父亲》之中,到今天,那个父亲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了中国美术史上永远也绕不开的一座丰碑。


高小华《为什么》


在那几年里,罗中立所在的四川美术学院在伤痕、乡土美术方面涌现出了一大批后来影响中国画坛的艺术家。例如,当时还是川美大一学生的高小华,他创作的《为什么》从题材到表现形式,充满着历史的反思。他用写实手法展现了“文革”期间一场武斗间隙的场面。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之后,红卫兵们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他们为这场无谓的战斗付出了血的代价。画面中心的那位头缠绷带的红卫兵以一种困惑的神情直视观者,他似乎从心底发出了不仅是他,也是作者的同代人,更是全国人民的一个共同疑问:“为什么?”之后的1982年,“四川美院油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高小华的毕业创作《赶火车》亮相,再次引起巨大反响。


高小华《赶火车》


在程丛林的作品《1968 年×月×日雪》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联绘画对他的影响。即注重在写实的整体场景中,表现每个人真实的,又有相互间戏剧性的表情。但这并不是简单的风格上的模仿,而是跨越了个体追忆,对整个社会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理性的光辉,是“伤痕美术”的又一件杰出代表。 “伤痕美术”作为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重要的美术现象,其创作者多为年轻艺术家、美术学院学生,他们在艺术上的自发、自觉,显示出他们的胆识与力量,也扭转了当时美术创作的风气:从理想主义、英雄主义,转向悲情现实主义与平民主义;从表现英雄,塑造典型,转为对大时代里普通人命运现实的描绘。也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转变,冲破了艺术政治化的虚假再现模式,并完成了对一个时代的反思。


程丛林《1968 年×月×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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