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民间的力量:历史之债——欧宁讲述“三元里计划”

导读:

《三元里计划》是一个影像社会学的计划,由曹斐、欧宁以及十多位志愿者一起合作完成,最后的展示形式包括一部40分钟的《三元里》纪录片,一本384页的出版物,一个网站以及大量的平面摄影和声音取样。纪录片《三元里》以城市漫游者的姿态进行拍摄,对广州“三元里”这个城中村展开切片研究,探讨历史之债、现代化与岭南宗族文化的冲突与调和、都市村庄的奇异建筑和人文景观。其意义正如欧宁所言:“我们对它的记录,基于一种民间的角度,旨在为广州的都市化进程保存一份另类的历史档案。”

(文章转引自欧宁《历史之债》,载《今日先锋13》2005年版第227-232页,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编辑整理)


《三元里》纪录片的剧照


三元里原是广州北郊的一个村落,它因为1841年的抗英事件而被写入历史。当时广州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由英国公司经销的大量鸦片通过海上进入广州,再流通到中国内地,清政府派出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激发了中英之间的冲突,从而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160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就遭遇了国际资本主义的暴力输入,他们靠“社学”——它本是民间的教育社团,后来发展成民兵组织——来组织抵抗,这是鸦片战争中爆发的最大规模的民间抗争。今天的三元里设有抗英纪念馆、抗英纪念碑和抗英大街,用来纪念当时的壮举,但历史很爱开玩笑,在经历过一百多年的迂回之后,它又让三元里再次与毒品联系在一起:1999年,这里因为聚集了大量毒贩和吸毒者,引起治安混乱,罪案迭起,被中国公安部禁毒委员会列为全国17个毒品问题重点整治地区之一。


广州城中村的建筑密度。资料提供:郑静(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三元里是目前广州120多个“城中村”的典型。所谓“城中村”,是指地处城市之中、但仍保留乡村聚落形态的社区。它们初期都是郊区农村,后来因为城区扩张,政府在征用郊区农田作都市规划时,保留了农民的居住地和农村户籍制度,当周边的现代化建筑将它们包围时,它们便变成所谓的“城中村”。在城市商业模式的刺激之下,城中村的低价也随之上升,于是农民便在自己的土地上擅建多层住宅出租牟利,这样一来,城中村便变成一个人口构成极其复杂的社区。三元里因靠近广州火车站(这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火车站),所以比别的城中村吸纳了更多、更复杂的流动人口。加上体制和管理上的混乱,这里便慢慢发展成为毒品、罪案和色情事业的天堂。


城中村现象不仅出现在广州,它同时也存在于深圳、珠海等珠江三角洲城市,还有西安、石家庄、太原、绍兴、昆明、杭州等内地城市。治理城中村一直是压在政府心头的大石。这是一场历史的债务,当初的土地政策和规划漏洞让今天的治理付出更大的代价。它是80、90年代的新经济运动和都市化进程所遗留的问题,它的存在又成为今天城市迈向国际化的绊脚石。和全国多数城市一样,广州也在致力于把自己变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新的扩张计划已经向今天的郊区——番禺爆炸性地展开。政府在这里选定新造镇小谷围岛建造大学城,为了赶在2004年9月份让第一批大学新生入住,正在向当地农民大力宣传征地政策。因为有不少农民拒绝搬迁,政府与他们的谈判变得颇为棘手,是强制迫迁还是保留某些村落?当初对三元里这些第一代郊区农村进行都市化所遭遇的问题,今天又重现眼前。


《三元里计划》创作团队


政府是否会再一次向历史举债?“三元里计划”正是努力去记录广州在都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一些奇特的现象,并考察政府的规划政策以及处理城中村问题上的责任和力度。它包括一部纪录片和一本出版物,由9个拍摄者、2个声音艺术家共同合作完成。我们从郊区出发,从最新鲜热辣的都市化现场开始,继而进入城市,再进入城中村,然后展开对三元里的取样研究。


广州番禺的江景住宅、高架桥下的农贸市场、烂尾楼


我们在番禺新造镇小谷围岛向渔民借了两艘小艇,从珠江航道上远观今日的广州郊区。一路上,两岸的新式住宅鳞次栉比,这些由广东商人开发的梦幻新居被我们悉数摄入镜头。这一带疯狂的造城运动证明美式郊区生活的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无数白领在此安家,即使他们还未有能力买车,但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地在往返城郊的路途上每日奔波。当他们都买了车之后,他们就会为郊区交通制造阻塞,会用汽车废气污染郊区天空,还会为冷漠的邻里关系黯然伤神。为什么我们那么迷信郊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在内城创造出舒适的生活?一百多年前的暴力殖民,在今天演变成全球化的文化扩张和入侵。全球化运动把美式郊区神话带给我们的同时,也埋下隐忧和冲突。在小谷围岛的渡口码头,一边是政府的征地宣传海报,另一边是村民自发贴出的保卫家园的标语,空气中弥漫着双方僵持不下的紧张气氛。


番禺的玻璃钢雕塑工场


在番禺,我们发现一些大型的户外玻璃钢雕塑工场,它们专门为新兴的住宅、餐厅、娱乐场所和购物中心提供各种装饰性的形象。在这里,美国超人、好莱坞机器人和怪兽、篮球明星、欧洲的古典天使和中国的关帝、观音、如来佛祖和政治领袖人物共处一隅,令这座崛起的郊区新城呈现出强烈的鬼魅气息。全球化运动正是这样把各种价值和文化调和在同一时空中,令今日的城市变成明日的鬼域。


三元里北约牌坊(左)和三元里村内的抗英大街(右)


我们穿越已呈饱和状态的内城,进入目的地三元里,展现在眼前的则是另一种景象。这里因为是历史名胜,所以还保留了一座古庙(三元古庙,兴建于清初,原本供奉北帝,因村民曾在此聚集抗英,后被辟为三元里抗英纪念馆)、两座旧牌楼(修建于民国十四年,分别在三元里北约和南约)、五座宗祠(分别代表三元里的五大姓氏),这些旧建筑与一幢挨着一幢的多层民宅比邻而居,前者是岭南乡村风俗和宗法传统的遗留,后者则是新经济时代村民为增加收入而自行建造的出租屋。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建筑面积,村民们在楼与楼之间只留下很小很小的间距,这就是城中村著名的“一线天”。走在三元里细窄的巷道上,这些几乎粘连在一起的楼房遮天蔽日,各种水管和电线乱作一团,这种昏暗、压抑和混乱的气氛令人感觉如同走入了一个地下世界。


三元里的原住民(左)和外来民工(右)


相对于店铺林立、繁华热闹的前街,这些隐没在建筑物阴影里的后巷终日不见天日,最易藏污纳垢,成为不安全地带。后巷一旦成为城市的伤口,它就会孕育出不信任、怀疑和警惕的城市个性。和多数城中村一样,三元里的后巷形成了一种处处提防的人际关系。


三元里还有一个有趣的空间,那就是出租屋的顶层天台。从这里可以眺望白云机场航机的起降,可以近距离仰视巨大的飞机躯体从头顶飞过,更可以俯览近处的城市夜空,所以不少租住在这里的人常常走上来透一口气,以缓解日常蛰居底层的压抑。而楼房的主人,那些往日的农夫,则利用这儿来种花、种菜,甚至饲养鸡鸭,把这里办成一个小型的空中农场,找回变身城市人之后不复有的耕种之乐。在某种程度上,顶层天台变成了城中村高密度建筑群的减压空间。


三元里的出租屋


到我们开始拍摄时,三元里已经度过它最危险的岁月。经过大力整治,贩毒和吸毒的现象已经不见踪影,曾经非常发达的地下性产业也不复存在,罪案更是大大减少。每天,保安(灰色制服)和防暴队(绿色制服,手持电棍)都会在各个街区巡逻,他们都是本村的原居民,是由村委(现已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发组织起来的支薪工作人员。这种村办治安队伍继承了“社学”的传统,体现了三元里由来已久的自治精神。客观地说,三元里的整治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政府对城中村问题的“埋单”也赢得大部分的民意。在这里,我们也接触到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办事员,他们的效率和活动一改我们对公务员的印象。


根据政府的规划,三元里在三至五年内将把抗英大街改为步行街,在村子的南北两头各设一个抗英主题雕塑广场和绿化带,村内主要道路都将拓宽到10米以上,要大大降低村内建筑的密度,兴建统一的公寓让村民迁入……这些规划都很强调三元里社区的历史和政治意味,它作为一种可预见的政绩被列入政府的日程。我们相信,像三元里这样的晚期城中村总有一天会从都市风景线上消失,我们对它的记录,基于一种民间的角度,旨在为广州的都市化进程保存一份另类的历史档案。


在1992年,我还是一个大学生,曾在三元里寄居过一段时间。虽然当时它已经处在城市的包围之中,但环境还不至于像2000年前后那么混乱和恐怖。那些拥挤的房屋、幽暗的窄巷以及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令我特别有感触,于是写下了一首题为《三元里》的诗歌。1996年,民谣歌手冯松涛为这首诗配乐,并录制成唱片发行。这是一首鲍布·迪伦式的忧伤乐曲,特别贴近我的诗歌对三元里现实的咏叹。从这片暗无天日的街区,我看到了在底层生活的人们的无穷活力。后来它的隐患日渐显现,状况日趋恶劣,但是这种活力依然不减。直到今天,当我们把镜头对准它时,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又再一次让我们感动。


在三元里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厨师,酒店服务员,发廊洗头工和街道办事员


因此,除了拍摄这个岭南古老村落的历史风貌、记录它的出租屋奇特的建筑样式、关注政府对它的施政痕迹之外,我们还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捕捉它的街区生态,那些生动的面孔和充满活力的身体。参与“三元里计划”的多数人都不是职业艺术家,他们只是我们“缘影会”的普通成员,是狂热的DV和摄影发烧友。我们用了将近半年时间在城市各处游荡,尤其是在三元里,我们分散在窄巷、牌楼、宗祠、古庙、学校、老人活动中心、餐厅、发廊、二手店铺和居民之中,漫无目的,随手拍下自己感兴趣的人和物。我们把自己称作城市漫步者,我们融入了街区,与那些贩夫走卒、庸常市井混同,成为街区生命力的一部分。


在20世纪初,当地球上开始出现第一个社会主义大都市的时候,吉加·维尔托夫就已经用这种方法拍摄莫斯科:“带摄影机的人”走遍城市的各个角落,投入生活的洪流,用“电影眼”随时记录时代的变化。他的影片流传到欧洲的资本主义阵营,被那里的地下电影团体秘密放映。他与欧洲其他关注城市的纪录片先驱一道,开创了早期纪录片的“城市交响曲”类型。今天,我们也在用这种方法拍摄城市,我们的纪录片是一部散文诗式的城市纪录片。我们在思想上追根究底,但在影像上却漫无边际;我们是一个集体,但很强调个人拍摄;我们设定了一个方向,但最后全是每个人在漫步城市过程中偶拾的视觉印象。每周我们都有一次聚会,讨论我们所拍摄的素材,最后我们要在约60小时的素材中进行剪辑。为了把驳杂的城市色彩变成一种统一的影调,我们把所有影像都转成黑白,以便更接近我们所推崇的早期纪录片的气质。可以这么说,维尔托夫是我们的导师,但我们拿起的已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摄影机,而是DV这种更个人化的影像武器;“三元里计划”是一部“城市交响曲”,但它呈现的不是大而美的城市全景,而是在全球化浪潮中被击碎的中国城市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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